[提 要] 罪刑相当是刑罚配置的重要原则，但从犯罪处罚的角度看，这一原则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。罪刑相当中的“相当”是一个比较的概念，其本身并不具有确定性，只能根据它与其他罪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。但比较本身要具有确定性，必须相比的个罪中有一个是确定的，只有这样，刑罚“相当”才具有可操作性。
作者认为，在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的前提下，法典罪刑关系的配置既可能倾向于重刑化，也可能倾向于轻刑化，但通常更易于向重刑化方向发展。为了避免这种倾向，有必要对罪刑相当原则在指导思想上加以调控，在刑事政策上确立总体趋轻的思想。刑罚结构整体趋轻，具体刑罚配置向轻重“两极化”发展，是实现罪刑相当原则的内在要求。
[主题词] 刑法原则 罪刑相当 重刑化 轻刑化 刑事政策
罪刑相当对刑罚功能的发挥、刑罚目的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，一方面，无论是刑罚必然性，还是刑罚的及时性，都必须以罪刑相当为基础，脱离了这一基础，便有滥施刑罚的危险，背离罪刑关系的内在规律。即使是必然的刑罚，再及时适用也不可能收到实效；另一方面，刑罚公正性实际上是罪刑相当原则在价值目标上的实现。换句话说，相当性是刑罚公正性实现的基础，刑罚公正源于人类社会早期的报应观念，而报应观的基础就是“恶有恶报”、“有罪必罚”，强调罪从刑生，刑当其罪。也就是说，报应是以罪刑的相当性为前提的，脱离了罪刑的相当，报应便失去了正义的光环，而成为一种恶。刑罚功利目标的追求，必须有报应观念的制约。因此，罪刑相当贯穿于刑罚正义性实现的始终。但是，能否因此就认为“适度化”是刑罚轻重问题上的最挂抉择呢？我们认为，答案是否定的，这不仅在于“适度”本身是一个不具确定性的概念，更重要的在于从罪刑相当原则中推导不出“适度化说”的结论。
一、罪刑相当之“相当”
刑罚的轻重应与已发生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相适应，这是刑罚配置问题上的一条重要原则，但是，如果撇开了同种类罪这个参照物，仅从具体犯罪角度来谈，这一原则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。以传授犯罪方法罪为例，该罪的法定刑包括管制、拘役、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5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和死刑。虽然这些法定刑被划分为三个档次，即基本罪、情节严重罪和情节特别严重罪。应该说，也注意到了罪与刑之间的配置关系，但人们普遍认为，该罪的法定刑设置过重。这个结论是人们在把它与共同犯罪和教唆犯罪的比较中得出的。如果仅从传授方法本身来看，有什么理由认为法定刑的这种配置不合理呢？显然无法得出如此的结论。
实际上，罪刑相当的“相当”在刑罚上的配置与确定是通过与其他罪的比较而确定的。首先是通过同种类罪的比较，因为在同一种类犯罪中，犯罪的客体是相同的，侵犯相同客体的两种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的大小之间就具有了可比性，通过这种比较，我们才能确定对该犯罪行为配置怎样的刑罚才是相当的。比如在侵犯财产罪这一类行为中，除了抢劫罪外，盗窃、抢夺、诈骗三种犯罪行为在同一量刑档次上配置的法定刑基本相同，这只是针对这一类犯罪行为来说，我们认为罪刑配置是相当的。另外，还必须通过类罪之间的比较，虽然类罪间的犯罪客体不同，但理论上一般认为不同客体间的重要程度是按下列顺序排列的：生命、身体、自由、财产，等等。正据于此，杀人罪的法定起始刑才会高于伤害罪的法定起始刑。当然，这只是从横向的角度所做的比较，事实上，“相当”还包含纵向角度的比较，即现行刑法与旧刑法的比较。
由此来看，罪刑相当的“相当”是一个比较的概念，其本身并不具有确定性，只能根据与其他罪的比较，才能对某一犯罪行为配置相当的刑罚。但是，比较本身要具有确定性，必须相比的类中有一个是确定的，只有这样，罪刑相当的“相当”才具有可操作性。而对最先确定的那个罪法定刑的评判，实际上是依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、伦理道德观念来界定的，因此，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，其法定刑的确定也还是相对而言的。这样看来，罪刑相当的“相当”也是相对的。我们还是以侵犯财产罪为例，我们首先必须确定盗窃、抢夺、诈骗罪中某一个罪的最低法定刑量刑档次中法定刑的上限，这样才能确定其他罪同一档次法定刑的上限，而且这一确定必将影响到所有财产法定刑的配置。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、抢夺罪、诈骗罪最低量刑档次法定刑的上限为3年有期徒刑，为何规定3年？难道规定1年有期徒刑就不合理吗？罪刑相当原则中的“相当”并不能解决这个在刑罚配置上最关键的问题。在这一点上，刑罚功利主义者也未能找到真正的答案，如贝卡利亚和边沁并没有给我们太多有益的启示，他们只是认为，如果人们终归要犯罪，就宁可让他犯轻罪，也不应让他去犯重罪。为了使刑罚的这一威吓目的得以实现，他们按罪行严重性的大小设计了由高到低五个档次的刑罚等级表，认为这样能使罪犯宁犯小偷而不犯夜盗，宁犯夜盗而不实施暴力犯罪。而这种强调刑罚威慑功能的刑罚观，显然潜藏着走向重刑的危险。
二、“相当”与重刑化或轻刑化
因为罪刑相当原则中的“相当”只是一个比较的概念，具有相对性，最终它还必须通过对某一具体个罪法定刑的确定才有可操作的意义。这就势必出现这么一个问题：当对这一“具体的个罪”最低档次的法定刑的上限规定得较高时，那么与之同一类的其他罪的刑罚配置也会随之而较高，其他档次的法定刑也会因此而较高；另外，由于类罪之间在刑罚上也应保持相当的平衡性，如一般重婚罪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2年，破坏军婚罪的法定最高刑则为有期徒刑3年，人们一般觉得这还是符合罪刑相当要求的；但是，假如一般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年，破坏军婚罪的法定最高刑仍配置为有期徒刑3年，人们就可能会觉得它不那么符合罪刑相当原则了。因此，最终会导致刑法典刑罚结构在整体上的趋重倾向。与之相反，假如对这个“具体的个罪”最低档次的法定刑的上限规定得较低些，那么，不但相应的同一类罪的各档次法定刑配置都会较轻，而且其他类罪法定刑的配置也能保持相应的程度，这样，刑法典刑罚结构在整体上就将趋轻。但是，在这两种情况下，我们又似乎都不能认为它们在罪刑方面是不相当的。这是因为，刑罚量的配置本身就受法律文化传统、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，而这些传统和观念在不同的国家里是不同的，尤其是伦理道德观念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，又存在着很大的变动性，而它们在罪刑的具体配置方面又具基础性的地位。所以，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，对罪刑相当的评价标准自然也是不同的。故此，坚持罪刑相当原则并不一定就能排斥重刑化或者轻刑化，重刑化或者轻刑化倾向与坚持罪刑相当原则并不具有绝对联系，因为它们本身事实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刑罚进行权衡的结果。
